无论是香烟、可乐还是啤酒，都是疫情下居家隔离的人们缓解情绪焦虑的短暂精神抚慰剂。

“物流都停了五周了，根本进不了货。”一位身处上海浦东新区街边的烟店老板称，现在周边的香烟需求量很大，但她店里的香烟存货不多。《中国企业家》向她询问芙蓉王、白沙烟等品种，她表示都断货了。

最快卖光的是平价烟，“最便宜的烟都没了，物流停后，能卖的烟越来越少。”上述烟店老板说。如今，她的店里最便宜的烟——黄盒猴王香烟卖140元每条。她称，虽然比平时贵20~30元每条，但依旧供不应求。最贵的软中华也已全被预定出去，仅剩的几条硬中华，每条卖480元。

说话间，上述烟店老板有些不耐烦在电话中催促记者，“需要什么牌子？”因为此时在店门口，已经有好几个跑腿配送员手里正拎着袋子，等着她拿货。

当前，大部分上海市民买烟的途径，就是通过找跑腿配送员，去附近的香烟专卖店拿货。这是因为，出于疫情的风险考虑，烟店老板一般不会自己去送货，“哪怕卖3000元一条，我也不送，风险太大。”上述烟店老板称。

但一些年龄偏大的老烟民不知道怎样去找跑腿下单买烟。在目前骑手紧缺的情况下，跑腿费用高昂，而且跑腿小哥难寻，下了订单也可能没人接，小费的价格也在水涨船高。

4月9日，著名演员李立群因为买不到烟，在抖音上吐槽称，“烟还是要少抽，少抽不是为了健康，是怕断货了。也不知道是我们居委会团购不负责买烟，还是卖烟的不负责卖。”

就连无所不能的“上海团长”，面对烟民的诉求，也束手无策。一位上海浦东区的居民称，他身边很多人有买烟需求，但都不敢在群里发起团购需求，主要是因为害怕被其他人群起而攻之。“现在各个群，大家都在抢菜，买生活必需品。香烟这种非刚需产品，发到团购群里，会被人劝退。”

而他的另一重顾虑是，不愿给别人添麻烦——只要是团购，无论如何都会造成一定的接触，在不排除物传人的情况下，团购买烟也会带来传染风险。

现在在上海，香烟成了硬通货。

上海黄浦区一位大学生团长李沫对《中国企业家》表示，物资紧缺期间，烟就是硬通货。她的一位邻居，此前就趁老公没注意，偷偷用他的烟换了其他物资。而她身边更多买不到烟的人，有时也在自嘲，“正好趁机戒烟了。”

老烟民：烟也是刚需

“你说男人抽烟喝酒，这些对他不也是必需品吗？”上海奉贤区清林路一位六十多岁的方阿姨对记者称，她家里有一位三四十年烟龄的老烟民，一直面临缺烟的窘境。“你烟到哪里去搞啊，在很多人看来，它又不是必需品。”

前些天，方阿姨所在小区门口的保安，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些便宜烟——平时卖80元一条的烟，现在涨价100元，卖180元一条。平时230元一条的玉溪烟，现在卖到380元一条。“这事儿严重违反了价格和价值规律，简直坐地起价。”一位当地居民愤愤不平道。

即便价格如此高昂，买的人依旧很多。“很多人都是买最差最差的烟来抽，他们说只要能冒烟就可以。抽惯了烟的老烟民，不抽不行。”方阿姨称。

然而，有些老烟民抽惯了一种烟，不习惯换品牌。“但大家都在隔离，门店都关了。现在放你出去也买不到东西。”方阿姨称，如果还挑剔品牌的话，可能连便宜烟也抽不到。

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，从事烟草专卖品的生产、批发、零售业务，以及经营烟草专卖品进出口业务和经营外国烟草制品购销业务，必须依照《烟草专卖法》和本条例的规定，申请领取烟草专卖许可证。

这意味着，不是任何零售商店都能卖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找到能卖烟的、还有香烟存货的专卖店，更是难上加难。记者采访的上海很多老烟民，开口问的第一句就是：“你有（香烟）资源吗？”

所幸在封禁前，方阿姨帮家里的老烟民买了一些烟丝，还买到了5包玉溪。“为省着点抽，他都尽量用烟袋抽烟丝，那5包玉溪也一直没舍得抽。”

由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》规定，要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，“应当有固定的经营场所”，所以国内烟草一直被禁止在线上销售。

上海的疫情暴发后，线上没有卖，线下售卖渠道也受多种因素影响。一位上海老烟民对记者称，他已经把家里前年买的烟翻出来抽了。还有一位老烟民在之前过生日时，收到过一条软中华，一直不舍得抽。这两天他不得不拆了，连抽了好几包。

可乐：精神抚慰剂

“我现在就想喝一口可乐。”已在上海家中隔离了半月有余的陈非，越来越焦虑，她需要一些精神抚慰。小区里很多人也有相同的诉求，于是有人私下拉了个群，偷偷的开了个百事团。最紧俏的可口可乐一直没有货源，最后大家选择买百事，“我不爱喝百事，但现在只能退而求其次了。”陈非说。

4月12日，由50户组成的百事可乐团正式成团，总共购买的50箱百事可乐分为两种：330*24瓶每箱50元；12*330无糖百事可乐每箱25元，一周后发货。

但团购后，陈非的焦虑没有缓解，反而增添了很多心理负担。“现在都是志愿者帮忙把物资送到家门口。这种大批量的非刚需液体，搬上搬下的，会累死志愿者的。”在这种纠结的心态下，陈非只希望疫情快点结束。

李沫此前在小区团购群里想要征集一瓶可乐，却被对方告知，一罐市价2元的330毫升罐装可乐，现在售价为30元。“就挺无语的，但可乐也成了硬通货。”

也就是在12日这天，在微信上流传的图片显示，有人用一箱可口可乐星河漫步做了实验，放在1号楼大厅里，用来交换物资。很快，他就换来了辣酱、护肤品、牛奶、巧克力等，一箱可乐瞬间被换完。

除了可乐、啤酒也是货源紧俏且销量巨大的产品，但这些非刚需液体，一直被上海的团长们“嫌弃”。4月12日，《中国青年报》报道，上海一些小区业主因团购非生活必需品，比如团购成箱可乐/雪碧、西瓜等，引发了其他居民抗议——“提醒大家，非必要的东西现在尽量少买，尤其不要团购，心疼一下志愿者。”

而上海市普陀区的一个小区业委会也提醒居民：为减轻小区物业、保安、楼组长及志愿者的压力和负担，凡非生活必需品不再配送。

这些的背后，也是因为小区团购兴起后，快递量剧增。而志愿者的大半时间都在帮业主搬物品，每配送一次，志愿者就要换一次隔离服，非常辛苦。

但这些被鄙视的个人需求，却是疫情之下，焦虑的居民们为数不多的精神抚慰剂。1873年，美国陷入了19世纪长达五年的最大经济萧条，以“缓解抑郁”来营销的可乐，在1887年夏天销量达到25000杯/月。

如今，即使绝大部分居民足不出户，上海也不断有新的感染病例出现，管控也更加严格。为全社区保供应的“上海团长”和志愿者们，面临的责任和压力很大。目前，想做团长，必须签防疫保证书——如果自己开的团导致出现阳性感染者，责任由团长承担。这也导致很多团长不再开团，为居民们提供物资的途径就更少了。

陆喆是上海的一名团长，她同时也是一位宝妈和创业者，大量的事情在撕扯着她的时间。很多时候她的作息都是颠倒的——社区团购的物资经常在凌晨后到货，有一次，一批蔬菜和菌菇在凌晨3点到小区门口，她带着志愿者分发完物资后，已是凌晨五点半。她团队里的一个运营人员，是一个90后的年轻姑娘，几乎每天都要忙到凌晨2点之后才睡，那个姑娘说，“我已经五天没洗脸了。”如果解封了，陆喆最想做的事就是好好睡一觉。

但无论是香烟，还是可乐、啤酒，都只是通过刺激神经给人带来快乐的暂时的精神抚慰剂。眼下更需要关注的是疫情下焦虑的人们。一位位于杨浦区的居民称，他们小区外的国权东路上，很多店铺三五个月都没有租出去。“很多人背负着巨额房贷，又面临可能失业的风险。”这种焦虑，困扰着每个被封闭在小区家中的人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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